由于被统治者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偏好远非一致，在授权－问责问题上也就有了不同意见：西方的右派害怕权力太大会侵犯公民自由，于是强调限制权力。

垄断历来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纵观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诸如电信体制、电力体制、民航体制等等改革，其目的都在于打破垄断。

电信价格的不断下降，电信业务的日益多样以及电信服务的不断改善就是最好证明。综上，虽然此次发改委开出的700万罚单针对的还不是垄断大鳄，对两大电信巨头也还仅仅只是展开反垄断调查，但这无论如何已经是一个良好开端，它值得舆论为之击掌欢呼，而不应该是苛求和责难。笔者还认为，此轮国家发改委反垄断举措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顺民意、得民心。打破行政垄断对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非常必要。但是，这毕竟是我国反垄断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用符合法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行政手段，对垄断行为的合法干预，不仅值得肯定，而且意义非同凡响。

而对两只老虎——联通和电信的调查目前还很难预判事件的最终走向。而且，客观来看，这些改革也或多或少取得了成效。家住北京朝阳区的齐女士每月收入7000多元，是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的受益者。

但说到保障，她觉得还是要靠国家：现在每年看病要超过1500元医保才给报销，这个‘门槛能不能再低点？河南农民程云今年45岁，他和妻子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每人每年交200元，这样满60岁以后，每个月个人账户有21元，基础养老金账户现在是每月55元。提高资本市场的竞争性，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每月养老金加起来有71元，现在什么都贵，这点钱也就是能买30斤大米。个人所得税调整的减负效应，近两个月的数据已经显现。

但过路费、年审费、牌照费……各种费加起来就太多了。真到我们老了没有了劳动能力，平时吃的、穿的，冬天买煤取暖都要花钱

而在美国，对福利化的反弹，则源于对政府的失望。退休福利的削减，主要体现在提高退休年龄上限。2011年9月17日，一群民间人士在华尔街发起愤怒日示威，并在7天后再次复制，打出的口号之一，就是呼吁奥巴马加速推进福利体制建设。迄今为止，尽管遭遇国会、商界、茶党和共和党的重重阻力，但焦头烂额、支持率低迷的奥巴马仍死守全民医保底线。

俗话说得好，饱暖思富贵，饥寒思温饱，此时此刻，更多普通人渴望一个全民性、福利性的医保体系，以覆盖越来越多买不起商业医疗保险、更看不起自费病的美国家庭，也就不足为奇了。既然政府不知道怎么花钱，那还不如保持低税低福利的传统，把钱留在大家荷包里自己说了算。但当前持续高企的失业率，使许多失业者游离于商业医保之外，因为再没有公司为他们买单;衰落的经济，让普通美国家庭的未来收入预期大跌，大手大脚透支花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一切对中上层美国人而言，或许触动不大，但对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则影响巨大。不仅如此，福利医疗体系导致病人等候时间长。

在政府看来，福利体制造成政府开支浩繁，财政压力巨大。在欧美福利国家，自冷战结束至金融危机爆发前，恰是主张福利社会体制的左翼政党全线退潮的时期。

美国：正好倒个个儿发达国家中唯一的非福利国家——美国，却正好倒个个儿。这种非福利化情结是否得到社会认同?在选举制度兴盛的国家，改革是否受欢迎，是否有群众基础，看看谁是执政党即可。

公平和效率，往往是一对不可兼顾的矛盾，工业化国家中的福利派与非福利派间微妙的围城效应，说到底是这对矛盾的体现。加拿大近年来医疗保健年支出都在1500亿加元左右，人均约4000加元，居世界第五位，但如此庞大的开支却得不到应有的效率，全国仅3000多万人口，竟有500万人没有家庭医生，近100万人在等待治疗，许多医院设备陈旧落后。2008年，主张全民医保、打着让每个美国人拥有基本医保旗号的奥巴马当选总统，并开始了在国会强推医改的长征，而这个强推的方向，与其他福利国家正好相反。甚至连对福利制度最执着、左翼政党把持政坛几十年不变的北欧国家，铁板一块的局面也被打破：2001年，丹麦自由党上台执政，左翼社民党保持77年之久的国会第一大党称号易手;2006年，瑞典中右联盟上台。德国、丹麦、澳大利亚、意大利、比利时等国都在纷纷上调退休年龄上限，原来不到60岁的(如意大利)向60岁看齐，原在60岁左右的(如奥地利)则上浮到65岁，原本就在65岁的(如德国和北欧国家)则进一步向67岁靠拢。因等候时间过长导致病情耽搁甚至死亡的医疗纠纷官司，在加拿大见怪不怪，每年因看病排队所造成的损失就达15亿加元以上。

来源: 同舟共进 进入专题： 福利制度 。左翼政党势力雄厚的法国，老牌的社会党在2002年大选中居然落败于第一轮，导致决选出现右翼的希拉克对阵极右翼的勒庞的尴尬局面，2007年也败得毫无悬念;英国倒是号称左翼的工党上过台，但被称作红皮白心的布莱尔，同样是英国医改、退休制度改革的主导者，换言之，对福利制度动刀的，恰是当初推出福利制度的政党;左翼政党曾长期主政的意大利，进入20世纪后接连出现右翼政府;左右翼长期势均力敌的德国，左翼的风头已被另类左翼——绿党抢去不少;福利大本营加拿大，号称天生执政党的中左自由党，2004年丢失了多数党地位，2006年更被中右的保守党历史性击败，至今未能重返执政地位。

这两家右翼执政党赖以成功的竞选口号，都是医改和减税，而高福利高税收，曾是北欧的自豪。福利制度恐怕是当代国际社会最热门的社会话题之一，也是几乎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不满意的话题。

高税收、高福利更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而在这些国家民间，因高福利带来的前述弊端人们感同身受，在对前景保持乐观的情况下，人们也普遍愿意少享受一点福利，以换取更少的税额、更多的收入和更优质的社会服务。

随着医保法案的反复扯皮，人们似乎失去了耐心，给富人加税的呼声墙内开花墙外香，在美国本土反弹强烈，许多人重拾美国抗税天然合理的老传统，反对一切加税方案。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话题的特点是典型的围城效应：城里的想出去，城外的想进来。如在希腊，过高的税收导致企业效率低下，而高福利则让员工不思进取;在德国，为维持高福利而实行的高税收，导致大量富人移居海外，许多企业也宁愿移民，造成产业和财富的流失;在北欧，由于给不工作者的福利甚至超过许多普通工薪阶层，导致许多人宁可流浪也不工作，一些企业因员工不怕丢饭碗，缺勤率、请假率常年维持在20%左右，生产效益长期低迷;高福利制度不仅让不少福利国家债台高筑，还人为抬高了劳动力成本，造成国家竞争力的下降。围城背后的奥妙为什么出现围城效应?在福利国家，人们更多体会到的是福利体制的缺点。

说到底，提高退休年龄上限，就意味着让国民多创造几年利税，少领几年退休福利。在美国，宁可低福利也要低税收，宁可缺少公平也不可缺少效率的美国梦共识，只有在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国人收入预期高企、消费欲望高涨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因为唯有财富滚滚、机会无限，普通美国人才会把效率和机遇放在第一位，而相对忽视医保的全民性和公平性——反正也不是没钱给商业医保买单。

据加拿大候医联盟在全国1189个专科医生处所作的调查，病人等待手术的时间平均要18周，且在所统计的21种病症中，等候时间超过18周的竟有15种之多。不论任何国家、社会，在取舍这对矛盾时都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偏废于一端，更不能既不讲公平，又不给效率，炮制出一个非驴非马的畸形儿。

正因如此，福利国家才一度兴起向美国看齐的潮流，希望通过美国式的去福利化，给政府开支瘦身，从而提高社会活力和竞争力，减轻社会负担。1973年，美国社会就出现强烈的医改呼声，许多社会团体呼吁建立类似西欧的、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制度;1993年克林顿曾提交了一份医改方案，核心方向正是建立全民医疗保险机制;在美国一些地方，如加州旧金山郡，已实行了地区性的全民福利医疗制度，被称为旧金山模式。

在他们看来，金融危机开始以来，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授权，拿出大笔税款刺激经济，结果却是如今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仍然遥遥无期，而政府则拿不出新的灵丹妙药。退休金方面，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因为退休金开支庞大，法国年赤字高达GDP的7.5%，远高于欧盟3%的上限，每年养老金开支高达320亿欧元，且由于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2050年将升至1140亿美元;英国到2050年退休金领取者将上升50%;希腊更成为被退休金压垮的国家：希腊的平均退休年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只有令人惊讶的53岁。医保方面，则各有高招。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福利国家的去福利化趋势似乎失去了民意基础：在希腊和意大利，人们为反对提高退休年龄上限、反对削减医疗教育开支而走上街头，甚至不惜诉诸暴力;在法国，曾把打着退休金体制改革旗号的萨科奇选进总统府的选民，却在2010年发动反退休金改革大示威，民调显示，示威支持率高达67%，支持改革的则只有32%;在北欧，主张加税保福利的丹麦社民党重夺执政权;在德国，默克尔的右翼联盟选情告急，能否在新选举中保住执政党地位殊难预料;在英国，曾被认为已是左右翼政党共识的去福利化和削减公共开支，随着托特纳姆事件的爆发，如今也再度变成争议性话题。

这在美国这个传统非福利国家里，同样是件新鲜事。英国的男女退休年龄原本分别为65和60岁，2007年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宣布将在2020年实现男女同龄退休，2024年提高至66岁，2044年至68岁。

福利国家的非福利化情结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不论西欧、北欧还是加拿大，福利国家的非福利化趋势都十分明显，且看上去不可阻遏。正如一些评论者所尖锐指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谙熟草根竞选方略的奥巴马知道，在美国支持福利医改方向的，其实是选民中的多数，之所以声音显得小一些，是因为不喜欢全民医保的富人拥有更多话语权罢了——增加福利开支意味着加税，加税意味着富人付出比穷人更多的代价。

如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导致医疗开支庞大、效率低下。尽管这一方案由于国会扯皮，拖了近两年才闯过国会关，又因随后的府院预算案扯皮而进度拖沓，但对美国这个长期忽视甚至蔑视全民福利体制，主张低税低福利、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而言，已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